儒家、道家、佛家是我國文化史上三種重要的思想資源與思想傳統(tǒng)。中國人文精神，尤其表現(xiàn)在人生智慧上。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禮樂教化的智慧，通過修身實踐的功夫，盡心知性而知天。道家老子、莊子的人生智慧是空靈的智慧，逍遙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強調(diào)得其自在，歌頌生命自我的超拔飛越，肯定物我之間的同體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脫的智慧，無執(zhí)的智慧，啟迪人們空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靈上的偏執(zhí)，破開自己的囚籠，直悟生命的本真。儒釋道三教的哲學(xué)，充滿了普遍和諧、園融無礙的智慧，在今天仍有其價值與意義。 一 儒家的人文關(guān)懷與價值信念
孔子揭示了中華文化的價值理想，肯定人的文化創(chuàng)造，尊重歷史上積累的文化成果。這首先表現(xiàn)在他對周禮的維護。周文源于宗教并取而代之。周代禮樂教化是中華先民長期偉大創(chuàng)造的結(jié)晶。禮使社會秩序化，樂使社會和諧化。禮讓為國，安定社會，消弭爭奪戰(zhàn)亂，節(jié)制驕奢淫逸，是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yè)的前提。“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知，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xué)而》）以一定的規(guī)矩制度來節(jié)制人們的行為，調(diào)和各種沖突，協(xié)調(diào)人際關(guān)系，使人事處理恰到好處，這是禮樂制度的正面價值。試問，在二千五百至三千年前，人類的哪一個文明有如此輝煌的制度文化建設(shè)？一個穩(wěn)定和諧的人間秩序總是要一定的禮儀規(guī)范來調(diào)節(jié)的，包括需要有一定的等級秩序、禮文儀節(jié)，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事情。
《中庸》中記載孔子答哀公問政的一段話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這就是說，“仁”是人的類本質(zhì)，是以親愛親人為起點的道德感。“義”是合宜、恰當(dāng)，尊重賢人是社會之義的重要內(nèi)容。“親親之殺”是說“親親”有親疏近遠等級上的差別，“尊賢之等”是說“尊賢”在德才祿位上也有尊卑高下的等級。“禮”就是以上“仁”（親親之殺）和“義”（尊賢之等）的具體化、形式化。
孔子重禮、執(zhí)禮，主張仁禮并重、文質(zhì)并茂，但主要是想透過禮的形式復(fù)興其所內(nèi)蘊的文化價值理想。孔子是把周文作為我們民族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和人生與文化的根源、理想來信從、堅守、承擔(dān)、自任的。禮樂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與人、族與族、文與文相接相處的精神，或“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精神，“天下一家”的精神。“禮之用，和為貴”是協(xié)和萬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統(tǒng)一的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基礎(chǔ)。孔子對禮樂的繼承、傳授大有益于他身后幾千年世道人心的維系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孔子人文觀的核心是“仁”。孔子重“禮”，是對春秋時期乃至春秋以前的文化成就的繼承。孔子贊揚子夏由“繪事后素”而悟及“禮后”（ 禮的形式之背后的人的真性）。沒有仁的禮樂，只是形式軀殼，虛偽的儀節(jié)， 這正是孔子要批評的。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fù)禮為仁。一日克己復(fù)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論語·顏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這里指出了禮樂形式背后的是生命的感通和人的內(nèi)在的道德自覺。“仁”的內(nèi)涵包括物我之間、人人之間的情感相通、痛癢相關(guān)，即社會普遍的同情心和正義感；孝悌是“仁”的基礎(chǔ)，“仁”是把孝敬父母、敬愛兄長之心，把父母子女兄弟之親情往外一層層推擴，推己及人；“仁”不僅是社會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更是作為道德主體的人的道德理性、道德命令、道德是非判斷、道德情感、道德實踐和道德行為。孔子在這里突出了道德的主體性、自律性原則（“為仁由己”與“克己”）、道德的普遍性原則（“愛人”、 “復(fù)禮”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道德的實踐性原則（“為之難，言之得無 乎？”）道德是真正顯示人之自我主宰的行為，道德是自己對自己下命令，是“由己”，而不是“由人”，即不是聽任他律的制約或他力的驅(qū)使。孔子是世界上最早認識道德主體性和道德自由的文化偉人之一。
孔子仁道是人文主義的價值理想。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什么是“仁”呢？ 仁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時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通達，也要使別人通達。人們都可以從當(dāng)下的生活中一點一滴地去做，這是實踐仁道的方法。“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論語·衛(wèi)靈公》）君子終身奉行的“恕道”是：自己所不想要的東西，決不強加給別人。例如我們不希望別人羞辱自己，那我們決不要羞辱別人。尊重別人，是別人尊重自己的前提。這里強調(diào)的是一種寬容精神，設(shè)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什么是孔子的一以貫之之道？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 “忠”就是盡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綜合起來就叫忠恕之道或 矩之道。實際上，“忠”中有“恕”，“恕”中有“忠”，“盡己”與“推己”很難分割開來。這就是人與人之關(guān)系方面的仁道。推而廣之，這也是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文化與文化、宗教與宗教的相互關(guān)系的準(zhǔn)則，乃至是人類與動植物、人類與自然之普遍和諧之道。
仁道的價值理想，尤其體現(xiàn)在人在道義與利欲發(fā)生沖突的時候。孔子不貶低人們的物質(zhì)利益要求和食色欲望的滿足，只是要求取之有道，節(jié)之以禮。“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同上）發(fā)大財，做大官，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當(dāng)?shù)氖侄稳サ玫剿右膊唤邮堋＞記]有吃完一餐飯的時間離開過仁德，就是在倉卒匆忙、顛沛流離的時候，都與仁德同在。人生存的價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為學(xué)也已。”（《論語·學(xué)而》）“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論語·衛(wèi)靈公》）。孔子提出的道義原則、仁愛忠恕原則、仁、義、禮、智、 信等價值理想，是中國人安身立命、中國文化可大可久的依據(jù)。這些價值理想通過他自己踐仁的生命與生活顯示了出來，成為千百年來中國士人知識分子的人格典型。他終身所憂的是：“德之不修，學(xué)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論語·述而》）。他的快樂，是精神的愉悅。他贊揚顏淵，窮居陋巷，簞食瓢飲，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
孟子提倡弘大剛毅、堅定不移的氣節(jié)和情操，崇尚死而后已、無所畏懼的任道精神。在生死與道德發(fā)生沖突時，“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這種沖突，實質(zhì)上是人的自然生命與人的德性尊嚴之間的沖突。孟子所倡導(dǎo)的道德選擇表現(xiàn)了超乎自然生命之上的善的價值之極致，表現(xiàn)了人為人格尊嚴而犧牲的殉道精神。孟子筆下“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的行為標(biāo)準(zhǔn)是：“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這種任道精神和崇高人格曾激勵了我國歷史上無數(shù)的志士仁人。
在利益和仁義發(fā)生沖突時，孟子主張把“仁義”放在首位，提倡先義后利。孟子提倡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的統(tǒng)一。他主張做官要“求之有道”。“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鉆穴隙之類也。”（ 《孟子·滕文公下》）“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孟子·萬章上》）在自己遭受侮辱時，怎么能匡正別人、匡正天下呢？圣人的行為，各有不同，有的疏遠當(dāng)時的君主， 有的靠攏當(dāng)時的君主，有的離開朝廷，有的身居巍闕，歸根到底，都得使自己廉潔正直，不沾染污泥。“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這都是說，人不論處在什么樣的境遇、場合中，選擇道德還是非道德，如何選擇人生道路，怎樣保持獨立的人格和氣節(jié)，終究是自我作主的事。這就是孟子“仁義內(nèi)在”的要旨。
周公、孔孟的人文理想不是寡頭的人文主義，其背后有深刻的終極理據(jù)，有對“天”、“上帝”、“天道”、“天命”的敬畏和信仰。“天”關(guān)涉到人的類本質(zhì)和類特性，首先是宗教性和道德性。人不能沒有超越的形而上的關(guān)懷。孔子對上古宗教的改造，正是把超越與內(nèi)在結(jié)合起來，建構(gòu)了道德的宗教觀。如果說“命”只是外在的命運的話，那么“天命”常常關(guān)系到內(nèi)在。一個能夠駕馭生活、駕馭世間外在力量并全面發(fā)展人的內(nèi)在本性的人，一個積累了一定的生命體驗（ 例如五十歲左右）的人，才能逐漸體悟到天所稟賦給人的性分，直接面對每個人的命運或局限，并對天道、天命和道德人格典范有所敬畏，而又積極地去追求生命的意義和死亡的意義，勇于承擔(dān)自己應(yīng)承擔(dān)的一切，包括救民于水火，博施濟眾，修己安人，殺身成仁。
總之，孔孟之道在今天仍然可以作為我們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據(jù)，仍然沒有失去它的意義和價值。孔孟之道經(jīng)過洗汰和轉(zhuǎn)化，在即將到來的２１世紀(jì)，必將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值得我們警醒的是，今天、明天、后天的建設(shè)者，也是為人父母者，離開我們的道德資源越來越遠。我們?nèi)宋膶W(xué)者應(yīng)當(dāng)做一些工作，把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傳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