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課程主要面對本院法史專業(yè)碩士研究生和部分博士生，主要分三部分，老師先講解概要，學生輪流閱讀文本，并提出心得和問題，再由師生討論解答，最后老師予以小結。

1、《朱子讀書法》；

（中國書店2015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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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介紹性文字可參考余英時的“如何讀中國書”，見余英時：《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2006年版，頁323-327。我曾把該文收進我的《中國法律史講義》中。

為什么要讀《朱子讀書法》呢？主要是基于下述幾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隨著電子技術的興起，比如各類數據庫的運用，通過各種檢索，查找相關資料已不如舊時之難，因此就不必要全面介紹。如要明白所查詢到的相關資料之學術價值之大概，查一下并閱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其他幾種工具書就足夠了。運用數據庫檢索相關研究資料，盡管檢索手段高下有別，但不容諱言，檢索結果都是小異大同。研究者利用這些資料，盡管有細心耐心前后照應以免斷章取義之程度差別，但對于研究質量而言并不是決定性的。如何才能讓學習者和研究者提升研究的質量，最重要的是要精讀一兩本經典，練好內功，能于大家所共見的材料中見人所未見，從而有所創(chuàng)新。嚴耕望先生講“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也就是這個意思。

第二、讀書，尤其是精讀書是學問之根本。反復精讀、養(yǎng)成精讀習慣，進而優(yōu)游涵詠于其中才是學術研究的源頭活水。朱子是孔子之后最博學的大儒，盡管因其博學，被陸王一系的心學大師譏為有“支離”之嫌，但朱子學問的篤實，則是不爭的事實。朱子之后，論學問之博約，恐怕只有王船山和顧炎武庶幾近之。寒假里，細讀錢穆先生的《朱子新學案》全五冊，我看到了朱子求學之宗旨就是“工夫”二字。當然，朱子是理學家，“工夫”雖不離日常生活中的應事接物，但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讀書。學者不僅要讀書，而且還要精讀。《朱子讀書法》就是教我們如何精讀。他歸納出讀書的竅門“循序漸進（量力），熟讀精思（鞏固），虛心涵泳（客觀），切己體察（向內），著緊用力（篤行），居敬持志（目標）”，并認為這個看似最笨、最拙的方法實際上是最巧、最便捷、最精的法門。所以余英時先生講：

中國傳統(tǒng)的讀書法，講得最親切有昧的無過于朱熹。《朱子語類》中有《總論為學之方》一卷和《讀書法》兩卷，我希望讀者肯花點時間去讀一讀，對于怎樣進入中國舊學間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幫助。朱子不但現身說法，而且也總結了荀子以來的讀書經驗，最能為我們指點門徑。

第三、為什么學生要精讀？有一種觀點是為什么還需要精讀，我從來沒有精讀過任何一本書，還不是同樣地寫文章、搞科研嗎？據我的了解，這種觀點在碩博士生那里應該還是有一定的市場。這當然與我們追求GDP的學術大環(huán)境所造成的壓力有關。如果僅僅是混個學位，抱著一種特別急功近利的態(tài)度來看待學問，當然這種說法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但我想，我們法史專業(yè)還是有不少同學的追求不止于此，那精讀的作用就因此顯示出來了。根據我的簡單歸納，精讀幾本經典，其作用大致有這幾個方面：1.可以促進思考，提升論文之論證和結論。2.反省研究中所利用的資料與研究結論之間的關聯(lián)度。3、提高人生修養(yǎng)和品位，包括如何心靜、心氣平和等。

總之，《朱子讀書法》是過來人講自己的心得，是朱子給我們的度人金針。朱子于紹熙五年（時年64歲）在給寧宗上書時即講了這個掏心窩子的話：

為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圣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

2、杜維運：《史學方法論》（第9/10/15/21/23/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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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去臺北政治大學訪學，在黃源盛老師的課堂上，不經意聽到老師向其研究生推薦杜維運先生的這本書。我本來對方法論之類的書不太感興趣，但出乎對源盛老師為人為學的極度信任，還是買了該書，準備回京后細讀。回來一讀此書，即被其內容和文字所吸引，很快即讀完，頗有收獲。后來又陸陸續(xù)續(xù)讀了杜維運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清代史學與史家》、《趙翼傳》等，依然受益良多。

我一直認為：學術研究關鍵是基本功，方法只是花架子，沒有切實的意義；初學者尤其不應太注重于方法，希冀走取巧的路；有一定學術積累的人自會從研究過程中將之總結出來，如此運用起來方能內化。看了杜先生的書，才恍然覺悟我先前之所見雖并非全無道理，但也屬失之偏頗。比如他講：

歷史上有些史學原理與技術，不只被人類創(chuàng)獲一次，較古的史學家，利用經驗創(chuàng)獲一項史學原理或技術，終身用之，受益無窮。可是時間一久，漸漸被遺忘了，后代的史學家，往往再利用同樣經驗以創(chuàng)獲同樣史學原理或技術，且可能重復到無數次。這是人類精力和時間的浪費。唯有史學方法成為專門的學問以后，才能充分保留此類史學原理與技術于久遠，以避免重復。積昔哲的遺產，啟后學的智慧，史學方法的功用，殆莫與京。

這就好比我們學下棋，如果不打譜，自己埋頭拿著棋子在棋盤上擺弄推敲，盡管費了不少心力，但至多只是入門水平，成不了高手或者國手。因為棋譜是前輩國手經過反復推敲琢磨留下來的技藝結晶。打譜就是為了初學者少走彎路、避免盲目琢磨、直接吸取前人精華的路徑。同樣地，讀方法論之類的著作，與下棋打譜有異曲同工之妙。

《史學方法論》是杜維運先生的代表性著作，在我看來，該書具有下述幾個特點：

第一、融中西史學方法于一爐。杜先生早年曾于歐美名校攻讀過西方史學理論學位，是史學理論科班出身。回國后致力于中國傳統(tǒng)史學理論的研究，深入系統(tǒng)閱讀過劉知己的《史通》、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胡三省注《資治通鑒》、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等具有代表性的史學理論經典。先生對中西史學理論著述的有得于心，故能于行文時于中西史例信手拈來予以恰當引證。其評述則以實際運用效果為依歸，既非一味吹捧西方史學理論以自高身價，也不認為中國傳統(tǒng)史學獨步天下惟我獨尊而陷入虛驕自大，而是力圖互取所長、力避所短，共同服務于孵出具有真善美的史學著作。

第二、特別強調史學家以心術為主要內容的史德，由此將史學方法由藝提升到道的層次。章學誠在劉知己所歸納出的史學家應具才、學、識三長之說的基礎上特別強調史德的重要性，認為“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直接受此影響，杜維運先生也著意強調史學家的史德于著史的特別重要性。《史學方法論》一書，不僅有“史德與史學家”專章談史德，在“史學上的純真精神”、“史學上的美與善”、“史學家的胸襟”、“歷史的兩個境界”等多章，都不同程度強調了史德于歷史的重要性。道問學是為了尊德性，致廣大是為了盡精微，游藝必須以志道、據德、依仁為前提和歸宿。

這里抄幾段話，以見一斑：

歷史變動最劇烈的時代，每在朝代更易之際，歷史的真相，也最易在此時失去。史學家此時因政治上的因素，往往不敢秉筆直書，舊朝殉國的烈士，守節(jié)的遺民，赴湯蹈火，呼天搶地，其忠義之跡，史學家固不敢為之留傳；即舊朝完善的制度，優(yōu)美的傳統(tǒng)，也每被誣蔑或曲解。

歷史決不能屬于勝利者的戰(zhàn)利品，失敗者與少數，絕不是歷史的垃圾堆，史家也決不應當有勝者王侯敗者盜賊的觀念，使自己屬于勝利的一邊，忙碌著去挑選勝利者。天地的元氣，歷史的真精神，往往存在于失敗者與少數人之間。

歷史不可能全真，歷史的最值得珍貴，卻在于極近于真。所以史學家最主要的任務，是在盡可能將以往曾經發(fā)生的事實的真相，以及事實與事實間相互的真正關系，揭露出來。古今中外史學家兢兢業(yè)業(yè)所慘淡經營者在此。

史學上的純真精神，乃不畏懼現世的勢力，不輕媚于新朝，為失敗的一朝存實錄，為少數有奇節(jié)的人傳信史，人間的富貴榮華，消失于心目之中；刑獄中的刀鋸鼎鑊，置之于顧慮之外。

除本書之外，大家還可參考嚴耕望先生的《治史三書》。以前我曾經跟研究生同學一起讀過嚴先生的《中國政治制度史綱》。嚴先生乃錢穆先生之高足，著有《唐代交通圖考》、《唐仆尚丞郎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等專書，以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研究蜚聲史壇。一般寫史學方法論者以從事史學理論為主，很少有豐富的從事實際史學專題研究的經歷，因而無法真正領會其中甘苦，免不了站著說話不腰疼之弊。嚴先生的《治史三書》乃作者有精深專題研究之后的經驗總結，實稱得上是先生給學史者的“度人金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