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先秦文學作為中華文化的勃興階段、中國思想文化史的重要開端，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感動于中華文明的細水長流。
 
先秦文學，顧名思義，便是秦朝之前的文學樣式。其中包括婦孺皆知、口耳相傳的神話故事，意蘊豐富、情感跌宕的先秦散文，也包括中國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濫觴的《詩經》《楚辭》——《詩經》凄婉動人、引人入勝，《楚辭》清新奇遠、朗朗入口。細細觀賞先秦文學這朵文化荷塘中的奇葩，我們會被其悠遠的藝術性和深邃的思想性深深折服。
 
先秦文學，作為中華文化的濫觴、中華文明騰起的重要一躍，其思想上的創(chuàng)始性、語言上的綜合性、價值上的實用性和藝術特征上的隨意性深深地融注于其跌宕的詩行和不羈的言辭之中。
 
文學，始終都是對現實的一種反思抑或是反抗，先秦文學亦是如此。其藝術特色和言辭魅力的鑄成都有著厚重的現實基石。社會動蕩、政局不安、烽火四起、諸侯林立的社會現實為藝術的創(chuàng)造與再創(chuàng)造提供了一種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生產力飛速發(fā)展，鐵器、牛耕的應用，井田制度出現促成了社會有閑階層的產生，他們“放下鋤頭拿起筆”，投入到對現實的感悟與反思之中。同時，隨著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日益坍圮，“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逐漸取代“學在官府”的文化體制，社會文化氛圍日益濃厚。“朝聘”的外交政策更是需要有獨特創(chuàng)造力和新奇思維的知識分子。文學是一種特殊的審美文化，它與其他文化活動都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促成的關系。同時，文學發(fā)展以社會發(fā)展為前提，社會發(fā)展為文學形式的變化提供動力，物質生產也對精神生產、藝術生產、文學生產存在著制約力。“有一等襟袍，才有一等真詩”，因此，文學家個體的因素對文學特色的形成更是不容小覷。大國爭霸、禮崩樂壞、社會轉型時期的政治環(huán)境孕育出了先秦志士仁人“胸懷大志無瘦馬”的政治抱負，而“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因此，文學有的成為懷才不遇的宣泄，有的成為兼濟天下的吶喊，有的成為擔憂民眾的悵惘，也有的成為施道布教的舞臺。
 
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藝術的真正價值在與現實生活的契合之中體現出來。歷史性與現實性永遠都是文學衡量的兩個重要砝碼，藝術價值只有它在為道德和社會服務的過程中才能體現出來。先秦文學，不僅僅是映照先秦社會的一面鏡子，同時，它以藝術和思想領域極強的穿透力震古爍今。文學也有普遍性和個別性，普遍性來自于沿襲傳統(tǒng)，個別性來自于作者的創(chuàng)造力，有普遍性才能博得讀者的了解，而有個別性，才能見得作者在藝術上的成就。先秦文學的普遍性在于它的實用性，這樣文學就不會被束之高閣、避人耳目，而它的個別性便在于它的創(chuàng)始性、它的隨意性、它的極高的藝術表現力和唯美的審美價值供給，所以，先秦文學給人的不是盛氣凌人、高不可攀的威懾力，而是一種奇特、悠遠、深邃、高古、酣暢、盡致的氣質和親和效果。藝術的魅力不在于望穿秋雨等待，而在于唾手可得的感知，能夠被更多的人感知和感動是藝術的價值取向、價值歸宿，更是藝術成功的真正體現。先秦文學是掛在人們口頭上的文學，是影響流傳范圍甚遠的文學、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耳熟能詳的文學，是成功的文學！先秦文學的成功性還在于藝術創(chuàng)造主體的無差別性。無論階層、無論出身，更無關背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藝術的造就著，那些最為鮮明、最為生動的神話故事的由來便是最有力的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