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后學編集的《論語》，是一部記載孔子言語行事的重要儒家經典。自西漢以來，《論語》所表述的孔子學說，迅速擴展，其影響遍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倫理道德等各個領域，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大標識。作者把孔子的一以貫之之道置于先秦人文眷注重心由命而道轉換的樞紐地位，這使本書獲得了一個解讀和品評《論語》的獨特視角。

述而篇三十八章，皆在于述說孔子的志尚、情趣、儀容、舉止。其中二十七章屬于夫子自道，另十一章則是孔門弟子對先師形跡、神致的片斷追憶。

　　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第六章)，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志業(yè)的概括，也是對自己所創(chuàng)始的儒家教化終究得以成一家氣象的底蘊的道破。形而上者謂之道(《易&系辭上》)，道見之于人心或踐履中的人于道有所得，謂之德。孔子是一位有形而上追求的人，不過這種對形而上的道的祈致始終顯現于切己的德的修養(yǎng)，而且，那道也絕不就在德性修養(yǎng)者的心靈祈向之外。然而，單就道、德而論道、德，孔子的志于道，據于德并不能同老子的尊道而貴德(《老子》五十一章)真正區(qū)別開來，而把二者最后分辨開來的是依于仁和法自然。自然是老子之道的導向所在，仁是孔子之道的導向所在；法自然的取向排除了一切人為的價值，依于仁卻帶著人的性情自然的根茨把自然引向一種人所向慕的應然。因此，可以說，孔子和儒家之學所志之道、所據之德，畢竟是經由仁點化了的道、德，并且，即使是游于藝，孔子和儒家之學的游于藝所以有別于另一種旨趣的游于藝，也正在于這游于藝從一開始就籠罩于所謂依于仁。

　　孔子沒有徑直斷言人性的善惡，但他所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第三十章)終是隱含了一種認可，一種對人的天性自然中所可能有的仁的端倪的認可。如果人的天性自然中沒有這點善根善源，那么仁的求取就難免或多或少地指望外鑠，而一旦多少有賴于外鑠，那欲仁即仁至的話就很難說起了。其實，這里即使不去援引孟子所說側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以抉發(fā)欲仁而仁至的意趣，孔子對仁的端倪內在于人的默認，也可以從他所謂為仁由己(《論語&顏淵》)得到印證。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鑒意義。

正直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只有心中坦蕩，做事在沒有擔憂。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僥幸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fā)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幸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跟頭。

仁德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于第一位的。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宋代著名學者朱熹對此章評價極高，說它是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本章這三句話是人們非常熟悉的。歷來的解釋都是：學了以后，又時常溫習和練習，不也高興嗎等等。三句話，一句一個意思，前后句子也沒有什么連貫性。但也有人認為這樣解釋不符合原義，指出這里的學不是指學習，而是指學說或主張；時不能解為時常，而是時代或社會的意思，習不是溫習，而是使用，引申為采用。而且，這三句話不是孤立的，而是前后相互連貫的。這三句的意思是：自己的學說，要是被社會采用了，那就太高興了；退一步說，要是沒有被社會所采用，可是很多朋友贊同我的學說，紛紛到我這里來討論問題，我也感到快樂；再退一步說，即使社會不采用，人們也不理解我，我也不怨恨，這樣做，不也就是君子嗎？（見《齊魯學刊》1986年第6期文）這種解釋可以自圓其說，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供讀者在理解本章內容時參考。